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遵循

要整合规范纪检监察工作流程，强化内部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

实际上，右派多年来一直使用这些立法阻止移民和囚犯进入法院。然而，在民主国家，应该由人民制定自己的法律。

由于对高级司法系统的崇拜，民主党人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有着无限权力的机构，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大多数对事情有着不同处理方式的美国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场闹剧中，对于法律本身的关注消失了，因为先后受到关注的焦点是性侵是否曾发生、恰当的调查方式是什么、司法气质是否重要等。面对最高法院未来几年坚实的保守派多数，毫无疑问，许多人都希望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成为新的关键一票，他们将像对待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那样，引诱他成为中间派。如果进步人士想要避免依旧困扰他们的司法激进主义的耻辱，他们必须接受民主及其风险。例如，通过压力下的选择或通过法律的强制，可以推动最高法院成为一个咨询机构，尤其是当法官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

给法官授权将有助于实现进步主义者追求的结果，这种观念不过是已然落空的美好愿望。但罗伯茨将远不会像肯尼迪那样时常变卦。即使宏观经济的基础条件很好，例如没有显著的通货膨胀、财政收入很丰厚、外汇储备也颇可观，但只要出现实质性的金融自由化，就必然面临可能爆发经济危机的巨大风险。

在这个意义上，司法责任制改革其实应该、也完全有可能与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密切联系在一起。以该案为契机，中国加快了行政诉讼法制定的进程。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立法制度改革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新契机。特别是2016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文要把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都纳入监察的范围之内，实际上可以理解为试图把国家监察委员会也当作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功能的载体，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是要把人大的监督权、调查权、弹劾权转移到了新型监察机关之中，并使监察机关在某些场合还可以发挥准司法权的功能。

由此可见，在现阶段的中国，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能扮演宪法守护者的角色，违宪审查仅限于立法机关自查自纠。所谓监察全覆盖，也只是要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并非把所有权力机关都囊括其中。

当然，执法体系也有改进，形成了可以称之为两层三足鼎立的结构。向社会公开判决理由并加强法律界对案例的研讨，则可以防止熟人社会中律师的专业化监督失灵的问题，使得司法决定在接受专业化监督的同时还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以及历史的监督。由于中国存在严重的区域间不平衡，有的地方案件多却员额少，有的地方优秀法官多却员额少，按照行政区划和原有指标确定员额框架固然便捷，但结果会造成苦乐不均。还有一点非常有趣的变化，这就是中共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开展立法协商的口号，要求在健全立法机关与社会公众之间沟通机制的政治脉络里，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探索建立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专家学者等对立法中涉及的重大利益调整论证咨询机制。

安全保障动因：任何组织不得有超越宪法的特权 从克服文革后遗症、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视角观察改革开放时代，把个人从单位体制中解放出来、用法律制度限制政府行使权力的举措、加强对宪法实施的监督就是改革，承认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在产权保障和营业自由方面与国际普遍标准接轨就是开放。这是该法的最基本特征，也受到来自学界的诟病。这种朴素的公正体验与自上而下大张旗鼓开展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冤案平反运动相结合，让全国都认识到个人崇拜和权力过度集中的严重危害，认识到通过制度和规则来切实保障人权和合法利益的重要性，促使国家治理方式从人治转向法制甚或法治。受苏维埃国家与法的模式影响，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司法构成权力结构中的薄弱环节，其中，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又比审判机关强势，法官缺乏独立地位并且专业素质参差不齐，刑事案件的律师辩护率和民商事案件的判决执行率都非常低。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还提出了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口号，并推出了全面深化行政改革的五大举措： （1）推进行政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的法定化，形成明确的权力清单。行政机关必须奉行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行动准则，并且不得法外设权。

这也意味着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权限空前强大，可以横跨官僚系统和议会系统，可以针对任何组织或个人。30余年后，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决定又再次重申这个命题，提议将每年12月4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建立重要公职人员宪法宣誓制度，并主张采取其他制度化的举措展示宪法的尊严、保障宪法的实施，强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

第二步是2001年之夏迈出的，留下的足迹则是关于齐玉苓案的司法解释。重新定位上下级法院的关系，明确审判权之间的相克性。这也意味着行政管理模式的改变，从根据目标进行效率本位的管理转向根据规则进行责任本位的管理。如果这种漏洞不填充，投资过热以及银行烂账问题就难以解决。当代中国对竞争机制的重新认识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受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关于社会主义企业预算约束软化理论的影响，也迫于国营企业经营亏损面不断增大以至于濒临破产边缘的现实，为了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形成竞争机制，当时的中央高层决定导入破产制度来加强对企业的硬性约束，明确亏损责任，淘汰经营不善的企业，提高管理者和工人对成本以及各种经济杠杆的反应敏感度，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在上述背景下，仔细考察和推敲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方案，最重要的目标或者积极作用可以大致归纳为如下两项。

另外，从这些年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的实践来看，虽然原告胜诉率不太低，表明法官并没有明显袒护政府。其一，在全国人大增加有法治实践经验的专职常委比例，避免缺乏法律专业素养和操作经验、非专职的常委以即兴发言、随意表态的方式决定法律规范的内容。

1986年，在经过激烈争论和反复修改之后，全国性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破产法（试行）终于获得通过。走向法治的两个基本动因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此，思想解放运动席卷天下。

去行政化的主要举措则包括削减庭长和院长的行政性权力，加大专业活动的权重，让审判能力较强的庭长和院长直接进入办案第一线。为了防止行政权强、司法权弱的力量对比关系持续影响民告官案件处理的结果，2015年5月起施行的修改版行政诉讼法，体现了管辖跨区化、审判扁平化、行政首长出庭常态化的改革举措，试图进一步加强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实效性。

与此相应，还有根据程序公正原则推进司法改革以及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特别是为律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利的业务提供充分的制度条件。另外，在通过反贪、防腐部门转隶的方式改造旧苏维埃式庞大检察机关的同时，如何防止检察院因侦查权残缺而出现某些功能障碍或者人权保障漏洞，也是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必须重视的问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的合宪性问题，只是立法机关的内部审查事项，最高人民法院等其他机关并不享有审查的请求权。总之，这样一种困境以及概率很高的风险使得合法经营的要求更迫切，但同时也给企业合规性设置了更多的障碍。

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规制价格卡特尔、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反滥用行政权力等，商务部负责反竞争妨害行为、规制经营集中等，国家工商总局负责反不正当竞争、消费者保护等。总之，保护个人安全、尊严以及权益，促进企业投资和商务活动，这就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迈入法制现代化路线的两个基本动因。

从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启动经济审判方式改革，到90年代前期修改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到1999年的执行年运动以及颁布《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再到2014年底通过七个省市的试点方案，司法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却仍然还在路上摸索。从依法行政到法治政府 司法改革以及现代法治有一条最根本的宗旨，即规范和约束公权力。

但是，案件撤诉率一直居高不下，暗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以及行政诉讼原告方也还是受到了不同程度隐形的、柔性的压力。当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时候，必须最大限度减少行政部门对市场的干预，改变以事先审批为基本特征的管理方式，与此相应事后的司法救济也变得更加重要，法院因而不得不担负关键职责，为此需要重新定位审判权。

中共十九大政治报告还进一步要求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提出了加强宪法实施的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的任务。重新定位审判委员会，改变多头处理一案集体会议审判之类的做法。无论如何，对整合之后的大监察本身如何监控的问题仍然有待及时解决，否则就有可能为滥用国家权力、侵害公民权利的行径制造新的机会。在对严重亏损乃至破产倒闭企业进行整顿或清算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向企业管理者问责、让职工承担倒闭后果（尤其失业）其实是很困难的，也很容易引起不平之声，因为在计划、政策以及行政干预的互动关系中，造成经营赤字的原因非常复杂，有政策性亏损，也有假破产真逃债。

所谓两层是在原有执法机关的并列层面之上设立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负责决定宏观政策并进行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有利于执法机关的统一行动。（2）重大行政决策必须经过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一系列法定的正当程序，做到流程透明可问责。

关于司法责任制，当局主要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一是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无论如何都必须牢记，推行员额制的目的是提高法官的专业化、精英化水准，实现精密的、睿智的、独立的法律判断，而不是建造一座座判决工场、培训一群群熟练的审理流水线技工。

同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之际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指出国家的今后走向：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如此集中的权力、如此强大的势能，是有可能用来排除既得利益集团的各种阻力，推动根本性制度改革乃至体制转型的，当然，也有可能被滥用或者误用，造成肆意侵害公民财产和自由的严重后果。